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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国古代文学来说，我国是一个文学大国，在人类的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熟知的有唐诗宋词元曲等，都为我国的文学发展奠定了非常良好的基础，也构成了我国文学发展的道路，在唐代，是一个诗歌盛行的时代，其中以李杜的诗歌最为著名，杜甫是当时的现实主义诗人，我国在普及中华诗歌知识的时候经常会使用杜甫的诗歌来进行使用，这也表现的是杜甫对于我国诗歌的贡献，其中非常著名的有《杜工部集》《春望》、《北征》、《三吏》、《三别》等，都是中华诗歌的典范，杜甫被后人称为诗圣，这也是对其重要性的一种体现，在历史上，有一个问题成了千古的谜底，那就是关于杜甫的死亡原因，根据历史的记载，杜甫的死亡原因有很多种，这也是杜甫留给大家最大的一个谜底，本文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杜甫的诗歌，并且带大家来一下杜甫之死的原因。
杜甫介绍杜甫简介
杜甫是唐代社会转折时期继往开来的伟大诗人，祖籍襄阳，生于河南巩县。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自号少陵野老，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
杜甫的生平
他的前半生深受盛唐文化的熏陶生活与文学传统家中，有着盛唐士人的狂放精神和开阔胸襟，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可他的后半生历经战乱，四方漂泊，对普通百姓受苦受难的生活有极真切的现实体验。这种特殊的经历，使他成为由盛唐过渡到中唐的一位集大成的诗人，享有“诗圣”的徽号。因为他的情感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杜甫的经历和诗歌创作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阶段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杜甫在开元十九年当时二十岁开始漫游吴越，历经5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第，杜甫再漫游齐赵。之后在洛阳遇李白，两人相见恨晚，从此结下了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分别，这便是“诗仙”与“诗圣”的一次相见。
第二阶段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在困居长安这个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为了达到权倾朝野的这个目的，当朝宰相李林甫向唐玄宗说无人中举。随后向皇帝献赋，又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以至于终究也就得到了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小官的职位(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玄宗在751年正月8到10日接连举行了三个盛典。杜甫借此机会写成了三篇《大礼赋》，玄宗使待制集贤院，但并未得重用。
第三阶段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自安史之乱爆发后潼关失守，独自去投肃宗，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在途中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在混乱的长安，总能知道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从而写成《春望》、《月夜》、《哀江头》等诗。在之后杜甫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书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第四阶段西南漂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摄成都，杜甫投往严武处，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阳楼》等大量名作。其中最为著名的诗句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而《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绝唱。
杜甫的诗杜甫的诗介绍唐朝诗人杜甫的诗，现存将近1500首。从宋代开始，他就被赋予了“诗圣”之名，从此在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明代著名文学评论家金圣叹，将“杜诗”与《离骚》《庄子》《史记》《水浒传》与《西厢》并称“六才子书”，言下之意是将杜诗看做是古代诗歌之冠，给予的评价是很高的。因杜诗的内容中多有唐代历史实录，故又有“诗史”之称，这同样是其他诗人的诗所未曾获得的美誉。在千百年来的阅读和接受中，杜诗早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磨灭、不可忽略的经典。
杜甫雨诗中的儒家思想意识探微杜甫的雨诗饱含各种喜悦、愁苦之情，体现了诗人关注民生和社会现实的忧国忧民的情怀。杜甫用现实主义的雨诗记录了当时社会现实和人民百姓的生活，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和为百姓立言、以民为本的思想意识；诗人将政治、仁德等人的作为方面与上天相联系，体现诗人深受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杜甫的身上集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多重要品质，比如其忧国忧民的情怀，推己及人的仁爱思想，而这些思想在杜甫的雨诗中得到深刻的印证。
杜甫在不期写了两首《喜雨》，都是在表达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之情。“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农事都已休，兵戎况骚屑。巴人困军须，恸哭厚土热。沧江夜来雨，真宰罪一雪。谷根小苏息，沴气终不灭。何由见岁宁，解我愤思结？峥嵘群山云，交会未断绝。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南国旱无雨，今朝江出云。入空才漠漠，洒迥已纷纷。巢燕高飞尽，林花润色分。晚来声不绝，应得夜深闻。”两首诗都写了久旱的雨的情况，表达诗人因雨水缓解干旱喜悦之情。前一首在喜雨的也兴岁旱民疲之叹。后者则单纯的喜悦久旱甘霖，当时成都一带久旱不雨，这场突如其来的降雨使诗人感到无比的喜悦，连带觉得景色也清新美丽，看着这到傍晚仍未停息的雨水，便不自觉期盼它最好下到深夜里，能够彻底缓解旱情。《白水明府舅宅喜雨得过字》云“吾舅政如此，古人准复过？碧山晴又湿，白水雨偏多。精祷既不昧，欢娱将谓何？汤年旱颇甚，今日醉弦歌。”此诗不仅抒发诗人的喜雨之情，更在于赞美其舅父的政绩，诗人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杜甫雨诗中有很多歌颂甘霖，缓解旱情，解农民之苦的诗歌。杜甫的笔下，久旱突降甘霖，这对于把农民百姓放在心上的诗人来说，是何等的喜悦和兴奋！
杜甫的论诗诗中的“兴”与“神”杜甫在诗歌创作上的辉煌成就,与其对诗歌内容及艺术的追求不无关联,杜甫论诗诗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力主诗“兴”通“神”,这种主张,可以加深我们对其人及诗的理解。杜甫论诗诗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作者对“兴”的使用,这种诗“兴”的大量涌现,不完全同于传统儒家诗教中讽喻时政,反映现实的表现手法,更多的是受到外物激发出来的创作冲动,反映了广阔的时代内容,作者的主体精神也显得更加强烈。
杜甫笔下的“兴”不仅仅涵盖以前儒家范围内的托物言志,更是不为物役,不受约束的“兴”:“礼乐攻吾短,山林引兴长”(《秋野》之三);无论是野外风景,还是日常俗事;无论心情郁闷之时,还是宴集欢惬之日;业或是闲散无聊,业或是百感交集,诗人都能依据不同的客体对象将自己的诗“兴”调动起来,他的“遣闷”、“遣遇”、“遣愁”、“遣愤”随处可见。他自己说他创作的触发在于“即事会赋诗,人生忽如昨。”(《西阁曝日》)诗集中亦有“即事”名篇之题。充分说明了杜甫的诗兴来自现实生活触动。
当作者“诗兴”被激发,灵感喷薄欲出的时候,作者即兴赋诗,这种凝结著作者心血和巧思的诗作达到一种“神”的境界,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 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这种创作中神妙境界,体现在诗人笔下的意象到了“飞动”和“动?”的境界,如《赠高式颜》:“平生飞动意 ”,《写怀》之“飞动自俦匹”, 《奉赠卢五丈参谋璩》:“藻翰唯牵率,湖山合动摇。”是在诗篇结句处,能达到一种“诗兴”和万化冥和的“兴象一体”境界,这种浑然一体的境界表现在语言的清丽简洁、语言文字之外的“神”:“ 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八哀诗故右仆射相国曲江张公九龄》) 及“神融摄飞动…妙取筌蹄弃”(《寄刘峡州伯华使君》)。
杜甫诗中的地方认同与时空意识的表达地方认同深刻地影响了杜甫诗歌中时空意识的表达。杜甫作为北方人，对于北方中原地区有着深切的依恋心理和固有的地方认同感。安史之乱后，杜甫流落西南偏僻之地。西南地区在山川风物上大大异于中原地区，地理上的隔绝状态也给诗人带来了心理的封闭，从而导致诗人入川以后的诗作，在空间表达上呈现出一种断裂的态势。
所谓认同，简而言之，就是“我是谁”的问题。地方具有象征意义，贮存了人们的情感和人际关系，为人们的生活赋予了意义和目的。当人能够在环境中定向并与某个环境认，它就有了“存在的立足点”，从而产生一种被需要的感觉。正因为如此，地方认同成为了认识自身存在意义的一种方式，它使人从属于具体的环境，因而给人带来安全感和归属感。
人对地方的认同是建立在对地方高度熟悉的基础之上的。杜甫青年时期快意生涯的背景是北方中原，其长期生活和政治活动的参与地点是京洛一带，他一生中最为辉煌荣耀的时刻是任左拾遗一职，其背景都是北方中原。诗人对于中原一带的地理环境和文化底蕴有着深切的依恋和高度的认同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是齐鲁大地的雄浑壮丽，“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陪李北海宴历下亭》）是描写齐州一带的文化与胜境，特别是长安一带，既是长期生活的家园和亲人团聚的据点，也是诗人政治生活的一个依托。
浅析杜甫咏马诗的诗史性特色早期豪迈奔放，中期苦闷彷徨，晚期沉郁顿挫。咏马之作为大家展示了大唐帝国的兴衰成败，犹如一座挖不完的宝藏。我们可以将其咏马诗视为他“诗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我想就以天宝十四年的“安史之乱”为界，试着将其咏马诗分为安史之乱前、中、后三个时期来谈一下它的诗史性。
一、安史之乱前
安史之乱前，大唐帝国正处于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社会经济繁荣，封建秩序井然，到处呈现着“太平盛世”的景象。此时的诗坛也受其大环境的影响，展现了一种阔大、雄放的风格，即所谓的“盛唐气象”。诗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好环境中，如沐春风，再加上年少气盛，所以此时的咏马诗也是意气风发，充满了豪情壮志。
二、安史之乱中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举兵叛乱，繁盛的大唐帝国极端衰落，民族危机严重，人民流离失所，面对国破家亡的处境，作者在此时含泪写下了一首首发人深思的咏马之作。如，《秦州杂诗》之五原文地址http://.yi2./article/201606/13180.html
西使宜天马，由来万匹强。浮云连阵没，秋草遍山长。
闻说真龙种，仍残老骕骦。哀鸣思战斗，迥立白苍苍。
作者通过写马来道出自己对时局的感慨，忧国忧民，流露了内心无限的失落彷徨，充满了凄凉之感，我们知道作者仍深爱着自己的国家，对其仍存在复兴的渴望。通过这一匹匹马的变化，我们可清楚感受到此时的大唐帝国已支离破碎了，诗人也由颇具浪漫气质的青年逐步走向了成熟。
三、安史之乱后
安史之乱平息后，大唐帝国经过战争的洗礼，国力遭到了严重削弱，那个昔日的“太平盛世”已一去不复返了，社会凋敝，民不聊生，到处一片荒凉。诗人不由得想到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暗自伤心落泪，写下了他一生中一首咏马之作——《白马》
白马东北来，空鞍贯双箭。可怜马上郎，意气今谁见。
近时主将戮，中夜伤于战。丧乱死多门，呜呼泪如霰。
这首诗是公元770年杜甫在衡州所作。此时，杜甫处境十分艰难，再加上国家连年战乱，民不聊生，他的内心十分痛苦。晚年杜甫笔下的马，历经风雨，年迈多病，让人看来不免感叹世事的艰辛，此时的咏马之作更多是作者在为自己、为人民、为国家而弹奏的一首首凄惨的旋律。
杜甫一生处于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他亲眼目睹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种种苦难。老杜的咏马之作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还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它及时向我们反映了社会的转变，我们可通过他笔下马的变化清楚地了解大唐帝国的兴衰成败。
杜甫诗的悲民仇官情结杜甫所处的时代，是唐朝由盛而衰的一个急剧转变的时代。安史之乱是这一转变的关键，杜甫经历了歌舞升平的开元盛世，也经历了流离失所的安史之乱。尖锐而复杂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不仅给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而且也给国家的带来了严重危机，也使杜甫陷入了生活的底层。他长期生活在人民中间，这就使他有可能描绘出那整个苦难时代的生活图画，并逐渐攀登上现实主义的高峰。
长期以来，杜甫的身上一直笼罩着诸如“诗史”、“诗圣”之类的光环，撇开这些称谓的细微差异不提，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从政治角度去凸显杜甫的伟大。的确，杜甫是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但，杜甫也有着平凡人的七情六欲。此不但无损其伟岸形象，更平添了后人对其情感上的亲近之意。诚如鲁迅先生所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杜甫改诗的趣闻唐代著名诗人杜甫作诗时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其严谨态度对后人颇有启示。唐天宝五年(公元746年)，杜甫三十五岁，他从衮州来到长安，目的是为谋求官职，以便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
有一天，阳光明媚，暖日烘晴，正是“桃红又见一年春”。杜甫独自一人来到长安城外的曲江游览，眼前处处红霞耀眼，芳菲满目。只见天桃夹岸，一树树艳红若火，更有那婆姿绿柳，与之相映成趣。如此宜人的风景，怎能不令人心旷神怡!他在如茵的草地上坐下，铺开苇席，摆上酒具，自斟自饮，好不痛快!忽然间，春风过处，飞来片片柳絮，洁白如绵，柳絮随风飞扬，有的落在桃花上，又是一番景致。他触景生情，当即提笔写了一首《曲江对酒》。诗中有一联写道:桃花欲共杨花语，黄鸟时兼白鸟飞。
这联句的后一句，是他的即兴之作。正在诗人落笔时，眼前飞过一只羽毛嫩黄的小鸟，唧唧地鸣唱着；忽而又有一只浑身莹白的小岛，相向而飞。在此花柳相映，飞鸟鸣唱的幽美景色中，更增添了一番生机。于是在“桃花欲共杨花语”句后，很自然地写出“黄鸟时兼白鸟飞”这句对仗工整的好诗。原文地址http://.yi2./article/201606/13180.html
诗写成后，杜甫又四处游览了一番，见天色将晚，兴尽而归。在回城的小路上，诗人再三吟咏自己刚才在曲江所写的得意之作。在吟咏中，他自己忽然思索:桃花和柳絮怎么个“欲语”呢?这样写是否有些牵强附会?想着想着，来到了家门。回到家里，他连墨也没有来得及磨，抓起毛笔来，往墨池里轻轻一蘸，一下子把这一联句改成为: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
这样一改，句意既明白又贴切，诗人这才满意地笑了。宋人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曾记载一位士大夫家中还珍藏着杜甫当时修改的手稿，还评论道:“‘桃花欲共杨花语’，自以淡墨改三字，乃知古人字不厌改也。不然，何以有‘日锻月炼’之语?”
这一记载表明，杜甫的《曲江对酒》一诗的修改稿，直到宋代还为一士大夫所收藏；说明，前人十分重视杜甫改诗的这一事例。人们从中可知“古人字不厌改”的道理，以及古代写文作诗“日锻月炼”的经验。
李白与杜甫的诗交,试析诗之间的差别李白与杜甫的交往可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常被人提起的一段佳话了，不过他们的亲身交往很短暂，其后的友情都是通过诗去维系的。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春夏之交，44岁的李白与33岁的杜甫在洛阳相遇，怀才不遇的两人一见如故。两人先是共游梁宋，次年他们又结伴游历了齐鲁。李白和杜甫打从这时起便开始了他们深厚而真挚的友谊。
李白与杜甫，同是盛唐诗坛的两颗巨星，两人的个性和作诗的风格却又完全不同。杜甫《赠李白》诗云“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李白的《戏赠杜甫》诗则写道“饭颗庄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两位诗人的相互评价，体现出了两人各自不同的个性与风貌。
杜甫在书法上的成就杜甫在书法的创作观上是非常成熟而有深度的。从记载来看，他的书体以楷隶行草兼工，整体以意行之，赞赏古而雄壮，注意书写中的速度、节奏、笔势、墨法等等内容，在唐代也是很有深度的书家了。，他对于唐代隶书家的赞扬、对于曹霸、张旭的评价都足以使他在书法史上留下声名，而他的“书贵瘦硬”说更是奠定了杜甫在书法理论史上的重要地位。
试论杜甫酬应诗的当代意义公元712年，唐代正值鼎盛的玄宗开元前期太极元年，一个伟大的诗人杜甫诞生了。他以自己的一生，谱写了一部以关怀国事、民生为主线的史诗，而其中三分之一强的作品都以酬应的形式出现。所谓“酬应诗”，指社会上人际往来酬对应答的诗。诸如上书陈情、友朋寄赠、送别留言、宴游和韵，乃至庆、吊、题等等，都属于酬应之列。传统诗词四大功能“兴、观、群、怨”，群即“群居交流”。酬应诗，就最直接、有效地发挥了人际交流的作用。这是因为诗的语言形象而精美，富于暗示性，施之于酬对应答，常常能更有效地沟通、和谐人际的思想感情。
诗发展到唐代，格律走向成熟，语言更精美，音韵更和谐，艺术表现力也大大提高。它的酬应功能也相应加强，酬应之作也日盛。清吴乔指出，格律诗“整齐谐和，长短适中，最宜人事之用”（《围炉诗话》）。即以杜诗1400多首为例，仅题面上出现“寄、赠、贻、酬、答、简、呈、奉、示、同、和、题、送、别、挽”等字样的，有500多首。这个数字不包括那些在题面没有显示出来，而其内容也是用于应酬的诗，如《秦州杂诗二十首》、《石砚》等在内。这500多首诗全面发挥了酬应诗在群居交流中抒发情志、切磋诗艺、和谐人际关系的作用。
这些诗或上书陈言，委婉恳切；或交流情志，如《又呈吴郎》，为扑枣细事，替一贫妇开脱，揭示了战乱中人民的苦难和诗人与人民痈瘰一体的仁者之心。或送别赠诗，如《奉送严公入朝十韵》，勉以“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在《别赞上人》中，既同情他“还当尘世婴，颇带憔悴色”，又以“相看各衰年，出处各努力”互勉。特别是那些切磋诗艺之作，古代诗人并没有一定的刊物作为发表诗和诗论的园地，交流、切磋、评议诗就靠寄赠友朋获得流传、批评。据统计，杜诗涉及诗论的共189条，绝大部分在友朋酬应诗中。
当代诗坛，继承了杜甫酬应诗的优秀传统，发挥了兴观群怨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当代诗人的酬赠应答，既是创作的重要驱力，也是抒情、言志、切磋诗艺等等的载体。即如和诗，唐人和诗，一般和意而不步韵，如前所举杜甫所和诸诗即是。毛泽东曾和柳亚子七律《感事》之“意”。柳诗的出发点是“我”，并隐隐透露了“无车”的冯谖之怨，故有“分湖便是子陵滩”的归隐的意思。而毛的和诗一二联先述二人的交谊，第三联“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既对柳的“牢骚”提出委婉的批评，又指出“放眼量”的生活态度。毛泽东还有一首既和意又步韵的和柳的《浣溪沙》词。柳词上片颂时之后，归结此为“一人能领导”之功。而毛泽东词则从昔日人民“不团圆”之苦写到今日“万方乐奏”和诗人“兴会无前”之乐，跨度大，情感深。可见和诗和词，常常可以起到比较、鉴别诗词的作用。
自古至今，酬应诗的大量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清·袁枚引许竹人《越吟序》云，“三百篇行役之外，赠答半焉”（《随园诗话》）；清·黄子云说，“凡题赠、送别、贺庆、哀挽之题，无一非诗，人皆目为应酬诗。有唐各家集中，此等题十有七八”（《野鸿诗的》）。打开一部诗史，从《诗经》到当代诗词，酬赠之作虽未必有黄子云所说的十之七八，但确实比例很大。“酬应”无罪，罪在情伪。杜甫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只要意挚情深，符合真、善、美的原则，发挥了兴观群怨的作用，就是真诗、好诗。
杜甫的诗在当代如何读杜诗成为经典，既杜诗之幸，亦是杜诗之忧。历代以来的诗话、诗论，对杜诗的评论之作十分丰富。千载而下，遂逐渐层累出一些属于杜诗的标签，例如杜甫的“忠君爱国”之诗心、“沉郁顿挫”之诗艺是最常被提及的。这些“标签”往往先入为主地成为了阅读者的间接经验，虽然对杜诗的阅读不乏指导的意义，但也会束缚人们对杜诗产生更为丰富的兴趣和理解。，在当代，我们对于文学作品本身，有着更多的需求。除了希望通过“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阅读方式，与文学作品发生等知识和思想的交流，我们还希望能够从中获得情感的契合、心灵的共鸣，为人生增益。那么，超越前人的阅读经验，在当代人这里显得十分有必要。
例如他有一首《晦日寻崔辑李封》，是写某个寻常日子，和友人相会饮酒的诗，看似叙事十分平淡。，其中有一句“崔侯初筵色，已畏空樽愁”却十分打动人心。“空樽之愁”是人间常有的一种心情，还没有开始筵席，就担心酒樽要空，这是人们对得失的牵挂、对聚散的忧心。这一句也成为全篇诗歌的转折点，清晨起来高高兴兴参加宴会的诗，在这种愁色中感受到了人生的不满足感一切美好与欢欣终将是要结束的。，诗人又很快说服自己这种微妙的情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战争快些结束，农具不再被搁置荒废，让欢欣与和平成为永恒。这样值得品读的诗，在杜甫的集子里非常多，它们可能在历代的诗文评中从来没有获得被举例的机会，而恰恰因为如此，它们等着人们对之进行更为深刻的解读，从而突破前人对杜诗的理解。读杜诗，要读“全集”，而非“选集”，其意义正在这里。
，我们要从读杜诗中有所收获，就要将杜诗当作当代诗来读，而不能认为那是唐代遗留的故纸堆，已经沾满历史灰尘，徒能欣赏文字之美，在其他方面毫无用处。事实上，杜诗一直具有深刻的“当代性”。这种“当代性”的意思是，它在任何时期，都能够在当下的读者的心灵深处引起共鸣。而这种优秀的诗歌品质，并不是任何诗歌都具备的。而杜诗能够具备这一点是因为它与现实联系得极为紧密，诗人的情感很多是从日常生活中生发、升华的，原本就是属于普通人的灵魂之歌。然后，它又用最具有贴合性的语言和最精湛的诗歌语言艺术表达了这些情感，能够直接流入、烙在人们的心中。
杜甫可能并不是一个“诗歌天才”，他并没有陶渊明决绝的归隐之心，也缺少李白那样奇崛的诗歌想象，他真诚地着眼于生活中最为寻常的情绪和细节，千载而下，仍然能够让人分享不尽。而“文学经典”的光辉，正在于此。
，文学作品所蕴含的精神之传承，最终还是牢牢依靠它的读者。杜诗这样的文学经典，是丰富的宝藏，值得不断挖掘。关于杜诗的阅读经验，不应该被固化，而是应该由活在当下世界中的人们去不断突破和更新的，而如果人们安于过去的阅读经验，那么杜诗的发展脚步就会要停滞下来，这对于我们国家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扬，将是莫大的损失。，当代人应该有这样的阅读责任感和使命感，将杜诗的生命活力，永久地延续下去。
杜甫之死关于杜甫的死，《新唐书》中记载“大历中，出瞿塘，下江陵，溯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阳。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乃得还。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夕)卒，年五十九。”这种死法却并没有的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因为关于杜甫的死亡原因还存在许许多多种的说法，主要归类下来，有以下的几种说法。
杜甫之死病死翻阅莫砺锋、童强著《杜甫传》，关于杜甫的死，书中写道“冬天到了，诗人病倒了。病倒在行往衡阳的舟中。……一颗巨星就在这无限的孤独、寂寞中陨落了。”
杜甫之死赐死此说最早出自于假冒唐朝李观的名义写的《杜拾遗补遗》。这种说法自提出后，后来历朝历代的学者对此说进行批驳，并明确指出此段文字中最大的问题，即文中提到唐玄宗在770年赐死杜甫，而唐玄宗死于宝应元年（762）。
杜甫之死自沉于水而死此说源于伪托唐朝韩愈名义撰的《题杜子美坟》提出“三贤（指屈原、李白、杜甫）同归一水”的说法。三人怀沙自沉，这显然是一种没有丝毫根据的想象。
杜甫之死食物中毒而死提出此说的是现代著名学者郭沫若，郭沫若的这种说法同样具有猜测性，几乎没有文献作为依据纯属于个人的文学创作。
杜甫之死消化不良而死杜甫的死和饥饿有着斩不断的联系，离开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围困，连续饿了9天（一说是连续饿了5天）。当地县令用小船把杜甫救了回来，以牛炙白酒招待他，难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因许久未进食，肠胃难以承受，最终因消化不良而死。
杜甫视频卧室风水网网卧室风水网小编，文学作品所蕴含的精神之传承，最终还是牢牢依靠它的读者。杜诗这样的文学经典，是丰富的宝藏，值得不断挖掘。关于杜诗的阅读经验，不应该被固化，而是应该由活在当下世界中的人们去不断突破和更新的，而如果人们安于过去的阅读经验，那么杜诗的发展脚步就会要停滞下来，这对于我们国家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扬，将是莫大的损失。，当代人应该有这样的阅读责任感和使命感，将杜诗的生命活力，永久地延续下去。